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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创作特点
刘长卿诗歌创作的情感极为真挚深刻，而又不乏温厚，恬静中不乏矫饰，这种创作情感可以概括为“雅”和“怨”两个字，两者互相交融，有机地统一在他的作品中。
不管是对友人、亲人的离别之思，还是对故园的`眷恋，在刘长卿的作品中，都不是那种酬唱赠答的简单敷衍。经常一篇之中而致意再三，感情似浅实深。
刘长卿性格耿直深切，身世之悲、时事之感，见诸笔端，不免激烈。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又深得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文学真谛，所以实际写出时很多变成了温厚，含蓄蕴藉而不逾矩。后世的诗评者称他“最得风人之旨”。
在刘长卿表现自然风光和隐逸题材的作品中，能看到对自然风光的赞美，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但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出这种赞美向往经常是对仕宦生涯不顺利的一种宣泄。这种看起来很向往的生活只是他心灵暂时停留的驿站，而不是他终生致力的心灵家园。如《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干越亭赠郑校书》、《夕次檐石湖梦洛阳亲故》等。《过前安宜张明府郊居》一篇，第三句“解印孤琴在”则暗用宓子贱“鸣琴而治”的典故，言在此而意在彼，储仲君注时议论道：“有此一句，波澜平添，已非泛泛称道隐逸矣。”
刘长卿的的诗作中吟咏风月、侈谈隐逸的，大多数是一种对现实不满的发泄，有的是他急于用世的一种矫饰，当他真的归隐山林时又往往表现出对这种生活的厌倦。从这部分作品中，我们更能看出诗人的率真可爱。
拓展阅读：刘长卿的生平。
刘长卿，约唐玄宗天宝中前后在世。少读书嵩山，后移家居鄱阳。清才冠世，颇凌浮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登进士第。至德中，(公元七五七年)历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为转运使判官。性刚多忤，为吴仲孺诬奏，非罪系姑苏狱。久之，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人为之辩白，酌移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权德舆称他的诗为“五言长城”，著有诗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
刘长卿是由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一位杰出诗人。关于刘长卿的生平一直没有确考，《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他的传记，闻一多先生认为其生年为公元7，傅璇琮先生认为是7左右或725年左右，还有其它的说法。卒年一般认为是在789至791年之间;也就是说，刘长卿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
刘长卿在肃宗至德间任监察御史、长洲县尉，贬岭南南巴尉，后返，旅居江浙。代宗时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被诬再贬睦州司马。德宗建中二年(781)，任随州(今属湖北)刺史，世称刘随州。他生平坎坷，有一部分感伤身世之作，但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中原一带荒凉凋敝的景象。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疲兵篇》、《新息道中作》等，笔调苍凉沉郁。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
五律简练浑括，于深密中见清秀。如《新年作》、《岳阳馆中望洞庭湖》、《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海盐官舍早春》等。七律也多秀句，如“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长沙过贾谊宅》)。五绝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送灵澈上人》，以白描取胜，饶有韵致。但他的大部分诗内容单薄，境界狭窄，缺少变化，有字句雷同之感。
杜甫诗歌创作特点
我在辽阔深邃的夜幕下。
仰望那满天的星光。
我在秋风中。
追逐这那飘飞的落叶。
我痴痴地深嗅着。
那风中飘散的花香。
我要把它们。
连同我的爱情。
铸成一支蓝色的小船。
在那金色的夕阳里。
放逐于。
那同样蓝色的海洋。
我要遥遥的远望。
望着她。
在雪色的浪花里跳跃。
在波峰浪谷里舞蹈。
我要用用它来追寻。
追寻。
那岸的远方。
当我濒死时。
要用我的牙齿。
让它和我的躯体。
一起融化。
在那黑暗的世界里。
浅浅地吟唱。
缓缓地。
流淌。
春天的创作诗歌
是你给予我生命。
我是华夏儿女。
也是您的女儿。
您辛苦一生。
养育我长大。
父母，今天离开故乡。
使我想起了您。
您那严肃的'神情。
您那深陷的眼睛。
您那满脸的皱纹。
您那粗糙的大手。
父母，今天离开故乡。
使我想起了您。
您曾用那粗糙的大手抚摸我。
在清晨叫醒我的时候。
在午休休息的时候。
在黄昏干完活的时候。
在午夜照看我的时候。
您曾用那粗糙的大手抚摸我。
父母，您为了生活更好。
在天麻麻亮的时候。
就用抚摸我的大手劳作了。
您微笑着，操持家务。
您微笑着，田间劳作。
您微笑着，上场打谷。
父母，您为了生活更好。
在天麻麻亮的时候。
就用抚摸我的大手劳作了。
父母，深爱着我。
为了我，您省吃俭用。
为了我，您努力劳作。
为了我，您辛苦一生。
父母，深爱着我。
谢谢您的教导。
谢谢您的培养。
谢谢您给予我生命。
谢谢您操劳的大手。
我敬您，爱您。
杜甫诗歌创作特点
刘长卿诗歌创作的类型非常广泛，有赠别诗、咏史诗、思乡诗、感伤诗、政治诗、山水诗、边塞诗、爱情诗、登高诗等，包括了盛唐已有的大多数题材。盛唐诗，以风骨取胜，多直抒胸臆、形象玲珑之作，刘长卿的早期创作中亦多有此类作品。但刘长卿的诗歌最多的还是反映中唐风格的作品，即后人评价的宁静淡远、细致省净那些作品。
1.1酬唱赠别刘长卿创作的诗歌中，题目中带有酬唱赠别字样诗作在他的所有诗歌中占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此类作品数量如此之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刘长卿是个心灵敏感、用情极深的诗人，对亲情友情极为珍重，另一方面是因为刘长卿的一生仕途坎坷，两遭贬谪，生活的颠沛流离使他对离别的感受体会得异常深刻。因而这些酬唱赠别的诗作不同于一般的敷衍应酬之作，绝大部分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释放，流露出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深情挚意，同时艺术水平也比较高。
1.2隐逸山水个人身世的坎坷和时代乱离的痛苦，使刘长卿常常陷入一种消沉的情绪之中。他在社会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只能吟咏自己的不幸，描写人生的哀愁。由于仕途的不顺利，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优美恬静的大自然。如《使还至菱陂驿渡水作》、《东湖送朱逸人归》、《齐一和尚影堂》等等，这些作品隐隐透露了作者悟禅退隐的心境，意境清远，有得鱼忘筌之妙。
1.3感伤身世作为一个性格耿直而心灵敏感的诗人，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尤其是忠而被谤的打击，作品中经常流露出对个人身世的感伤、曲高和寡的孤独感，代表作如《听弹琴》、《送王司马秩满西归》、《负谪后登干越亭作》等等，内容不胜穷愁哀苦。
1.4时事民生刘长卿的的诗歌中也不乏忧国忧民的思想，早年的作品受盛唐高适、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的影响，写了一些优秀的从军征戍之作。具有代表性的有《从军六首》、《疲兵篇》、《平蕃曲三首》等。经历了安史之乱社会前后的盛衰巨变后、诗人心里刻下了种种痛苦的痕迹，人生感受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诗歌的内容和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创作了《奉使至申州伤经陷没》、《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送李录事兄归襄邓》等作品，反映了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生活的苦难。
1.5咏物杂感除了上述作品以外，刘长卿诗歌中还有许多诗人作品中都共有的咏物、咏史、杂感等类型的作品，这些丰富的题材也是诗人生活经历和致力于诗歌创作的反映。如《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喜晴》、《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等，一些咏史诗像《铜雀台》、《王昭君歌》、《南楚怀古》等篇，通过追忆历史，反照现实，怀古伤今，寄托遥深。
青春的诗歌创作
只能有一个方向。
就如同紫荆花开。
拥有过短暂的芬芳。
可忆而不可追回的。
何止是昨日的阳光。
当我已深深地懂得。
无法拽住光阴的衣角。
再没有什么可以挥霍。
只剩下空空的行囊。
走过了伞下的雨季。
请让我再次回首。
那一张年轻的脸庞。
结语：以上是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青春的创作诗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春天的创作诗歌
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中，“叙事”手法在诗歌书写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被运用，“叙事性”已经成为当下诗歌书写的一个主流现象和特征，这是当代诗歌的嬗变和进步所致，这种现象从新世纪伊始就引起了诗歌评论界的适度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叙事”特征表现出愈来愈普遍并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应该说它给当下诗歌创作带来了纷繁多样的新景观，诗人通过对日常生活、日常场景和内心存在的即时感受，以接近口语的语言表达方式，自觉地将“叙事”引入诗歌书写，充分使用白描、叙述、陈述、提炼、强化等修辞手段，展现和揭示现实生活某个时间和空间场景，诗意地传达主体生命体验、内在理解以及对事件、场景进行深度开掘，贡献出了一批诗歌佳作。“叙事”作为从上世纪第三代诗人就已具备的艺术手法，随着时间推移和诗歌实践的反复演练、深化，在当下形成的这种阶段性总体特征，是否已经因为具有风格学研究的而具有了诗学意义？它的生成机制如何？它和小说散文中的“叙事”、以往新诗传统中的“叙事”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目前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生态面貌？对诗歌创作中的叙事诗学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范本和启示？同时其中也存在着怎样需要规避、纠偏的弊端？将来的发展走向和轨迹如何等，都需要深切关注、深入探讨。笔者结合新世纪以来诗歌创作的实例对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
从当代诗歌创作的整体景观和发展脉络来看，作为第三代诗人对朦胧诗反拨的重要诗艺表现手段，“叙事”手法最早出现在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经过1990年代诗人们渐渐将之作为更为广泛的自觉艺术追求，到新旧世纪之交，“叙事性”在当代诗歌创作中所占比例日渐增大，涉及人数日渐增多，已经初步形成一种整体书写倾向。大致上看，作为一种格局的形成，是在大量70、80后诗人进入诗坛，随着新世纪来临和网络诗歌的勃兴而凸现，并持续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中的。
新世纪伊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尘埃初落，网络诗歌一时呈现出井喷态势，大量更年轻的诗人进入诗歌书写，各种民刊先后出现，当代诗歌继1990年代中后期的相对沉寂，迎来了一个相对热闹、繁荣、众花纷呈的局面。之后不久，“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先锋与另类诗歌现象的横空出世，将这一局面推进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甚至有些混乱不堪的状态。先前已然存在的“及物”写作、“事态”写作、“悖论”写作等，这时几乎无一例外的被庞大的诗人群所运用、所演练。其中，“叙事”手法得到诗人们较为普遍的接受。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争论之后不久，知识分子阵营中的诗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转向或者说使用口语，进行“叙事”书写了。如臧棣的《世界观协会》、王家新的《桔子》、孙文波的《遗传学研究》等诗即为例证。诗歌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从高深转向平易、由精致兼具明朗、从思想高蹈进入了现实行走。另一方面，如果说“叙事”写作是民间写作论者执意坚持的一种写作操守的话，那么对于诗歌书写的新生力量和网络诗歌写手们来说，他们大都是一开始就是对之高度认同并进行自觉实践的。
迄今为止，从诗歌创作的总体状况着眼，“叙事”手法在诗歌中的普遍应用，“叙事性”写作形成的广泛影响和实际书写业绩，已经构成一种蔚为可观的诗学现象。实际上也正是如此，诗评家们也开始关注“叙事”在诗歌书写中的多与寡、好与坏、得与失，并试图将之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这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如此，这种探讨和分析还应该根据“叙事”与“叙事性”的当下形态和进一步的发展、走向有所加强，目前在这方面，切中要点的学界评判和细致入微的诗学分析，还显得相对脱节和滞后。
我们这里所说的“叙事”（在具体诗歌文本上常常表现为“叙述”），不仅和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散文中的“叙事”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就是和传统诗学上叙事诗的“叙事”亦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所说的“叙事”指的是那种在语言风格上基于日常口语，在诗歌文本结构上呈现“事态”或“情境”结构，在诗意诉求上旨在传达极具个性化的情感状态、生命体验与存在顿悟的诗作。也正是这样的作品，占有压倒多数的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书写的整体格局。在此类作品中，“叙事”不仅仅是“叙事”，既不是不是对事件、场景的简单“叙述”和描摹，也不单纯止于“叙事”，其最后指归还是抒发主观情感。只不过这种抒情和过去的直接抒情和通过繁密的意象组织抒发感情有所不同，而是依托对事件和场景的描述来表达主观感悟的。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叙事性”抒情。无论如何，诗歌的本质还是抒情的，或者说诗歌的最终目的还是抒情的。直白抒情、简单抒情是抒情，“智性抒情”、“理性抒情”也是抒情，甚至“冷抒情”、“反抒情”也是为了抒情。那么，通过对事件、场景来传达生命情感与体验，其目的仍然是殊途同归的。而这种“叙事性”抒情正是新世纪以来诗歌创作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叙事”手法作为一种整体风格，它的生成机制上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来自于对朦胧诗后第三代诗人的承继，二是具有颠覆意味的时代变化和全新的现实生活、存在状态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与作用使然。关于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有人已经说过，第三代诗人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营养和传统，此话不虚，也是无可争议的。作为第三代诗人，尽管没有产生众所公认的大家和较为同意艺术风格范式，但作为朦胧诗的后继者和终结者，他们的诗歌观念和作品风格在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成为了笼罩和影响中国当代诗坛的主要诗歌症候，直至现在，有些诗人还在持续的产生着影响。无论是70、80后还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60后诗人（即人们所说的“中间代”），对于“拒绝隐喻”、“诗从语言开始”、“诗到语言为止”等诗歌观念都并不陌生，有的甚至还是高度认同的。这种影响对后来者来说，也许是具有针对性的，也许是被主动选择的。而意在消解意象、象征的“叙事”手法，在风格、流派、艺术主张不尽相同的第三代诗人那里，却是无一例外被共同认定的，因之也就被后来的诗人们所承继。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承继也并不是全盘照托、一成不变的，这种“叙事”手法还必然地受到诗人们自身所携带的文化或诗歌因子的内在影响，同时也受到诗人们生活变化、时代迁移、生存环境的影响，以及各种因素所促使下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艺术观念的影响。实际情况也正如此，当下诗歌作品中呈现出的“叙事”品格，和第三代诗人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第三代诗人那里，“叙事”只是作为一种对朦胧诗意识形态化的反动，“叙事”是有意摈弃意象、隐喻、象征之后找到的表达方式，在艺术上着意反拨的意味非常外在和明显。第三代诗人的“叙事”更多的是出现在艺术观念的自觉性基础之上：朦胧诗的文化历史使命和意识形态使命已经完成，繁复凝结的意象和象征开始走向极致，“叙事”的出现恰好切中了当时诗歌艺术更新迭变的需求。正如有人所言：“1990年代的当代汉语诗人不过是把小说的手法挪用为诗歌的主要技巧，这也是当代诗歌抒情面临危机时的一种待用模式。”（1）现在回头看看，除了《山中》、《明月降临》、《大雁塔》、《镜中》等作品外，《中文系》、《尚义街2号》等当时声噪天下的名作，给人们留下的更多是诗歌观念嬗变和诗歌阶段历史的意义，从诗意的角度看，第三代诗人相当一部分作品以及那些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叙事”手法，在诗意上的成熟度及其生命力还是需要重新予以评估的。
相比之下，来自现实生活和生存变化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从1990年代初开始，短短十几年间，我们所处身于其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崛起，再到新旧世纪之交网络时代的兴起，一个商业经济勃发、物质主义流行、娱乐休闲至上、消费社会成形的新的时代面貌已经出现，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世界观、价值观及文化观、艺术观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世界一下子变得乱花眯眼、不可把握；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变得无所适从；生存压力与思想压力越来越大，新现象、新事物、新观念等层出不穷。反映在诗歌创作上，这种种变化必然导致诗歌艺术的的剧烈嬗变。而这一切变化肇始于1990年代之初。从那时开始算起，当代诗歌正好经过一段沉寂的低谷期，在世纪末随着网络诗歌的出现，带着“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以表现在诗歌界内部（如果说存在一个诗歌界的话）的热闹纷繁的态势而进入新世纪的。这时候，诗歌不仅不再被用来作为意识形态和张扬个性的'工具，甚至也不再可能被轻易归纳为一些流派、风格，当代诗歌是在官刊、民刊、网络诗歌并存并行的状态下开始新世纪旅程的，诗歌完全进入了一个气象万千的个性化写作时代。实际上，当代诗歌的“个性化”写作也是起始于第三代诗人的。只不过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个性化”写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变化，至今达到了一种极致状态。每个诗人都是一个艺术主体，每一个诗歌书写者都有一个自足的诗歌艺术世界，每一个地域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个自然分化的不同的诗歌书写圈子，甚至每一单个的诗歌文本地出现都是一个新鲜的样式。有人也因之发出了诗歌界“交流绝望”的慨叹。加入诗歌书写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个性化”却反而变得越来越明显。也正是这种情况之下，诗人们或者说诗歌写作者们放弃了对世界的整体观照和把握，而是从个体感受和经验出发来呈现自我。他们甚至放弃了对现实世界和生活的块状、面状的介入，而改为了“点状”介入。他们从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和生存感受出发，着眼于一时一地的情绪、感觉和情感状态的捕捉。而诗歌在诸多的艺术表现手段中，“叙事”及“叙事性”在功能体现上恰恰更适合此种创作心理需求和实际诗艺需求。也正因此，“叙事”策略不约而同的被诗歌写作者所承继、所接受并在写作实践中推向极致。与其说是诗人们自觉地继承了先前诗人的风格，不如说是现代生活给诗人们提供了这种是艺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在与这种“叙事”策略的相互选择之后，诗歌写作者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了日常存在、日常场景，热衷于表达日常生活感受与日常经验，通过对身体、目光和思想的“及物”体验，借助日常语言来传达内心情感。这种“叙事”策略既表现在语言方式上，也表现在体验方式和思维方式上，从而具有了方法论的诗学含义。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中，“叙事”作为一个整体写作倾向，粗略地予以归纳，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叙事”突破了对事件或场景的单纯叙述、交代、描摹与展示的概念界定，情绪、情感、思想等主体意识更多的诗意的渗透到事件与时间秩序之中。诗人已经不再局限和满足于仅仅把感受到或捕捉到的生活场景展现出来，而是在这种诗意的展现过程中，嵌入了自身的感情、经验与诗思巧妙地熔铸在语词和文本结构之中。如杜涯的《无限》：
在秦岭，我看到无名的花开了。
又落了。我站在繁花下，想它们。
一定是为着什么事情。
才来到这寂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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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到了高原，看到了永不化的雪峰。
原始森林在不远处绵延、沉默。
我感到心中的泪水开始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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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年我坐在太行山上。
晚风起了，夕阳开始沉落。
连绵的群山在薄霭中渐渐隐去。
我看到了西天闪耀的星光，接着在我头顶。
满天的无边的繁星开始永恒闪烁。
即使是在对一些单一事件的“叙事（叙述）”中，诗人的目光也不再单纯是看见或只传达事物被看见的一面，而是把诗人的强烈情感浓缩到了场景以及场景中人物之上。如诗人雨田的《站在村口的铁匠》：
村庄里的田地荒芜铁匠铺里没有打镰刀的人。
炉堂的火早已熄灭那些收割稻谷的人不知在何处。
不知姓名的铁匠从小镇的街头走到街尾。
像一团火焰站在村口路过此地的人浑身滚烫。
站在村口的铁匠其实他已经失业他是。
光芒万丈地燃烧过他的灵魂一次次被锻打。
割舍然后让人取走留在铁墩上的只有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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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铁匠比我还苍老掉了自己的白发掉了牙齿。
和还没有想完的心事而他所面临的生存选择。
又是什么呢也许他的身体里还藏着最硬的铁。
我回到乡下凭借一点点光亮把内心的黑暗抽空。
不会像站在村口的铁匠那样丧失得太多也许。
我们各自的立场不太一样我还是带着最初的梦境。
走近他矛盾和虚幻当然存在那位铁匠站得比我高。
朵渔的《高启武传》则通过对爷爷饱含深情的一生的“叙事”与追思，表达出对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中一个农民的命运无常和人性内涵的深切反思，诗歌语言具有犁铧般的耕种力度，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二是在“叙事”中，通过对事物或事件中具象的鞭辟入里的细节挖掘，抵达其内部逼近其真相。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的以细节描写和细节挖掘见长的诗作。这些作品在对具体事物或事件的细节把握上，呈现出以往诗歌作品中少见的主体观察力和语言表现力。如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全诗用了整整34行来不厌其详地展现一条狗经过5次被主人刀捅而死的过程，读来让人心惊肉跳，并由此经历了一次奇异、震悚甚至是痛苦的心理历险，逼迫着人不得不去思考人和动物、人与世界之间那种血淋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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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
一杆红颜色的小旗子，力不从心地。
蹿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如此重复了5次，它才死在。
爬向主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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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
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
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
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
雷平阳是一个以“叙事”见长的诗人，他的《战栗》、《听汤世杰先生讲》、《小学校》、《存文学讲的故事》、《四吨书》、《江河流》等优秀诗作均应归功于诗中的细节描写。在这方面，蓝蓝的《鞋匠之死》，宇向的《阳光照在需要它的地方》，伊沙的《春天的乳房劫》、《牙疼不是病疼来真要命》，老了的《四兄弟》、《一个俗人的账目表》，江一郎的《两只刺猬》等都是在细节“叙事”上表现不错的作品。
而沈浩波的《中国家庭》那循环往复的语言与叙述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韩东的《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
------她边摘（白菜）边嚷嚷。
她边摘。
边嚷嚷。
她说你在多弹一会儿。
到开饭的时候。
才能歇。
窗边坐着穿白衣的少女。
她在。
窗边坐着。
她在弹钢琴。
穿白衣的。
少女。
坐在窗边弹钢琴。
在貌似啰嗦重复、磕磕巴巴的“叙事（叙述）”中，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画面出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个时代，不知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母女这样的情景，构成了独特的“中国场景”、“中国家庭”。诗人大解的《衣服》也是以细节叙述取胜的作品：
三个胖女人在河边洗衣服。
其中两个把脚浸在水里一个站起来。
抖开衣服晾在石头上。
水是清水，河是小河。
洗衣服的是些年轻人。
几十年前在这里洗衣服的人。
已经老了那时的水。
如今不知流到了何处。
离河边不远几个孩子向她们跑去。
唉，这些孩子。
几年前还呆在肚子里。
把整个母亲穿在身上又厚又温暖。
像穿着一件会走动的衣服。
三是在“叙事”中，意象、反讽、隐喻与象征以珠片状的形式，呈现在诗歌文本结构之种。在当下诗歌文本中，意象大都变成了具象，有些具象也不仅仅是具象，而因增进情感含量而具有了意象的特质和功能。诗人们不再去精心构筑一个满是意象的文本空间，而是任由情绪和情感力度的推进，撷取眼见和经验中的具象入诗。隐喻的诗学作用和功能无需赘言，但在当下诗歌中，和意象一样，隐喻和象征不再成为诗人刻意追求的整体营造，而是依据思维的进度、想象力的吸纳，使语词、语言或诗句具备一定的隐喻和象征功能。通过大量的优秀诗歌文本可以看到，当下诗歌在语言起点上、想象力和诗思的丰富性上都较之以往有了明显的提高。
如诗人老了的《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
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
到比县城大的城市去。
他们背着铺盖，决心一去不返。
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
尤其是秋天，他们等不及吃月饼。
就挤上汽车，挤上火车，挤进城里的公交车。
一下车，就迷了路。
从故乡离开的人，不再说方言。
改讲普通话，像鲁西黄牛那样普通。
他们不再猜拳，不在酗酒。
不再打架，不再骂街。
顶多找个没人的地方，哭出几句乡音。
再来看看李小洛的《:到医院的病房去》和姚风的《征服者》：
《到医院的病房去》。
到一个医院的病房里去看一看。
去看看白色的病床。
水杯、毛巾和损坏的脸盆。
看一看一个人停在石膏里的手。
医生、护士们那些僵硬的脸。
看看那些早已失修的钟。
病床上，正在维修的老人。
看看担架、血袋，吊瓶。
在漏。看一看。
栅栏、氧气，窗外的。
小树，在剪。看看---。
啊，再看看：伙房、水塔。
楼房的后面，那排低矮的平房。
人类的光线，在暗。
《征服者》。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
半路死了几个。
幸存的，登上了峰顶。
他们面对镜头，挥舞着旗帜。
让全世界都看到。
他们征服了世界第一峰。
只有被镜头省略的夏尔巴人。
站在角落里，他们是脚夫。
不算是征服者。
只要付给两千美金。
他们可以帮助任何征服者。
登上珠穆朗玛峰。
在这几首诗中，打工者、医院的各种具体场景和登顶的夏尔巴人都是作为具体可见可感甚至可触的具象出现在诗中的，既是具象又都不是简单的物象，它们都程度不同的参与到了整首诗的诗意营造之中，携带着诗人的主体情感和诗思映照，发挥了比单纯物象更强的功能。而“（他们）一下车，就迷了路”、“楼房的后面，那排低矮的平房/人类的光线，在暗。”、“只要付给两千美金/他们可以帮助任何征服者/登上珠穆朗玛峰”这些句子在诗里已经不再只是承担和延续诗的“叙述”功能，而因为双关、暗示、隐喻和象征寓意的获得，使得诗歌文本的整体含量和意义指向得到了提升或者深化。而这一切的都是在诗句貌似平易、顺理成章的口语化“叙事”中得以生成的。
再就是在“叙事”中体现出对悖论与反讽手法的娴熟应用。如果说当年的王家新的《采石工》中“当你再一次弯下腰去/我看到了挺拔而起的大山”曾经给读者带来新鲜的艺术感受，那么，与之异曲同工的诗句在当下诗歌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我一生的理想。
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
大楼里空空荡荡。
只放着一粒芝麻。
——祁国《自白》。
从来没有。
如此奢华过，洗一次脸。
我用了一片汪洋。
——雷平阳《在日照》。
我会安心的住在那儿。
一个人的寺庙，拧紧水龙头。
决不能传出滴水的声音。
——雷平阳《寺庙》。
最后只剩下寂静。
最后，寂静被身体中更深的寂静唤醒。
——泉子《最后》。
而作为一个沉默者,。
我似乎应该向所有的发言者发言,。
以示沉默。
——孙磊《作为一个沉默者》。
面对纷繁万象、丰富多样并在不断生成中的新世纪诗歌，上述三个方面的归纳分析也只不过是试图解析当下诗歌“叙事性”特征的一种象征性努力。也曾经有论者将这种“叙事”称之为“新叙事主义”：“新的话语秩序的出现，必然引发诗歌语言的向内整合和叙事方式的向外拓新。从技术上说，笔者将新世纪之交（或新世纪）以来这一特定时段的诗歌称之为新叙事主义诗歌，说穿了，它就是一种失范和规范、消解与重建的众声喧哗而无穷多样的叙事形态，是一个背景更为广阔的全球文化一体化时代的语言秩序产物”此话不无道理。
诗歌是心灵的产物，又和语言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诗歌和语言的关系，就像是“疼”和“伤口”、“守夜人”和“夜”的关系一样（北岛语）。诗歌风格和诗歌语言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面临着“消解与重建”的局面，而“叙事”的确是一种新的时代的“语言秩序产物”。诗人要“诗意地栖居”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生活当中，既要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观察和体悟，又要将观察与体悟到的“事象”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予以观照，以达到揭示真相和“去蔽”的目的。因而，“叙事”（常常表现为叙述），就成了诗人们呈现世界和心灵的先在的也是最基本的方式。没有场景，没有人物，没有事件，没有“事象”和“事境”，没有其中的线条和色彩、声响和形态，世界和心灵都会模糊甚至消失，变得一片混沌。也正因此，诗人们从“叙事”入手。竭尽全力去捕捉在时间顺序、空间顺序中展开的场景里的深意，加之诗人主体感觉与经验、回忆的介入，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纠结、混融中，试图找出世界与心灵的真相。只不过在这方面，和朦胧诗甚至和第三代诗人相比，当下的诗歌“叙事”线索和脉络要清晰得多。因为在这里，意象变成了具象，象征基本上被有意消解掉了，具象与具象之间的连接是情绪和感觉、情感与沉思，而不依赖于先在的整体构思和创作方法论。意象之间的张力变成了具象之间细密或着松散编织的网络状态，隐喻和象征的意味从一个浑圆的瓷瓶状变成了许多闪光的珠片，散布在诗歌组织之中。
因之，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中表现出的这种“叙事”既和过去的叙事诗截然不同，而且和之前出现在诗歌传统中的“叙事”也有所区别。现实主义也注重“叙事”，但是现实主义诗歌的“叙事”仅仅是叙事，并没有对之赋予任何其他的诉求和功能，既没有意象，甚至也谈不上具象，“叙事”只是叙述，叙述功能只是语言工具化的结果。而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有时也依赖叙事，但在那里，叙事只是抒情的铺垫。对于诗来说，得意不一定忘言，可在浪漫主义那里，抒情之时特别是抒情之后一定是忘记“叙述”的，“叙述”也仅仅基本的语言手段，“叙事”只是抒情偶尔用之的语言跳板而已。在象征派诗歌中，“叙事”则呈现出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叙事”是支离破碎的，它必须让位于情绪的跳跃，让位于潜意识逻辑和局部象征、整体象征的需要。可以说，在象征主义诗歌中，相对完整的能够摸得着脉络的“叙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即使和在生成机制上与当下诗歌“叙事”有着血脉继承关系的第三代诗人相比，诗歌“叙事”的动机、手法以及表现形式、意义指归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我们将第三代诗人的和现在诗人的作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也许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先来看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中对鸟的描写：
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就象鸟在一片纯光中坚持了阴影。
------。
语言就是飞翔，就是。
以空旷对空旷，以闪电对闪电。
如此多的天空在飞鸟的躯体之外，
而一只孤鸟的影子。
可以是光在海上的轻轻的擦痕。
有什么东西从玻璃上划过，比影子更轻，
比切口更深，比刀锋更难逾越。
裂缝是看不见的。
再来看看现在青年诗人北野的《一群麻雀翻过高速公路》：
一群麻雀翻过高速公路。
你追我赶，好像有什么喜事刁在嘴上。
迫不及待地哄抢着。
我羡慕其中领头的那一个。
它的嗉子最鼓，翅膀最硬。
脑袋里的坏点子肯定也最多。
但我更爱飞在末尾的那一只。
瞧它多么依恋这个群体啊。
拼着命也要赶上自己的族类。
而我更爱，麻雀飞过的那片天空。
她看着自己的灰孩子被人类仰望。
辽阔的爱心里闪着悲悯的光。
两首诗不仅仅是主题不同，在同样写到“鸟”这个意象的时候，《玻璃工厂》中的那只“鸟”的影子是模糊的、抽象的，言在“鸟”而意在“飞鸟的躯体之外”，“鸟”在诗人心中留下的是“轻轻的擦痕”，也是不容易看见的某种深刻的“创伤”。而在现在诗人笔下就完全不同了，“鸟”就是鸟，就是麻雀，这群鸟是诗人实际生活中所看见的一群活生生、实实在在的麻雀，它们正在翻越高速公路，整个过程在诗歌的“叙述”中清晰可见。欧阳江河写“鸟”而意不在鸟，北野写“鸟”几乎就是为了写鸟，只不过最后又加上了鸟的飞翔之处——天空。而且，北野也不是在简单地描述一群麻雀翻过高速公路的过程，诗人的主观情感和愿望也都自然地融进了那群飞翔着的鸟群，是“融进”而不是“融化”，这种主观情感和愿望的加入没有削弱麻雀的形象，没有影响到麻雀形象的清晰度。由此可见，在第三代诗人那里，诗歌意象大多是创作主体的情感和哲思依靠其强度得以外显在意象之中，从而通过歧义、暗示或者隐喻使得诗歌获得较大的意义生成空间。而新时期以来的诗人们则借助所闻所见，直接描写事物本身，在相对完整的事物或事件的“叙事（叙述）”中融进自己的主体情思，使得诗意能够在时间或者空间的顺序展开之中得以呈现。单纯从诗歌“叙事”的向度上来讲，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最起码是一种变化和丰富。
“如今诗歌语言的多样、松弛、弹性、细腻、歧义，甚至它在某些语境下的芜杂、模糊、喊陌生，还有那些新奇的悬浮感、错乱性幻境意味以及难以名状的铺排与枝蔓丛生，都可以看做是汉语在今天的语境中的合理的增生。”可以说，当下诗歌中的“叙事”是一种复杂的“叙事”，内涵丰富的“叙事”，一种完全依从于创作主体情绪、情感、感觉与生命体验的“叙事”，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与日常生活现场的贴近性、紧密性和深入性。我们称之为“新叙事主义”也好，称之为“心灵写实”也好，都需要作进一步的诗学探讨和研究。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叙事”手法的普遍运用，也的确导致出现了一些弊端。早在1990年代，就曾有人针对第三代诗人的“叙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指出过：“对所指的轻易逃离则使诗歌降格为情绪层的发泄，关涉日常生活具事、琐屑的指称性语言的叠印，则使诗歌丧失了深度，削弱了思索和表现功能。”毋庸讳言，这也是新世纪以来诗歌创作中由于“叙事”的大量出现而已经凸现的一个明显的负面现象，也适当下诗歌受到普遍普遍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有论者指出：“其中对西方诗作的复制或摹仿的崇洋写作者数量最多，，这一群体也渐成中国诗界创作主流。另外还有以市井民间作为立场、以民谣方式表述平常生活人事的日常生活叙事型的诗歌数量也众------诗性与诗意却在大量的复制与克隆中渐渐失踪了。------大量的网络顺口溜、小故事和日常生活流水账式诗歌不仅表明诗人自我盲目的重复与自以为是惯性，还说明了当下诗写者精神面貌的平面与苍白。”的确如此，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到大量对生活现象、主观感受直接展示与简单罗列的诗歌文本，无病呻吟、了无内容、啰唆重复，缺乏诗歌作品的基本生命力，加上诗歌价值标准的长期失范，滥竽充数、鱼目混珠的现象随处可见。网络诗歌发表门槛的消失无疑加重了这种现象，诗歌本身的实验性努力更增加了分辨的难度。“口水诗”、“垃圾诗”甚至“梨花体”诗歌的出现，都是这种现象的表征。此外，就是在那些认真严肃的诗人的作品中，由于对“叙事”的过度倚重，同时由于诗人对事件在时空顺序中的展开缺乏提炼和把握，也导致一些诗歌作品显得苍白无力，很容易使人将之等同于“垃圾”和“废品”。“将当下视为存在，诗成为行为化的语言表演。（于坚语）”这也的确是需要警惕的。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当下诗歌“叙事”特征的诗学研究才更显出其迫切性。
总的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叙事”已经成为一种当下诗歌书写的主流特征，这种“叙事”的出现和延展既来自于诗人们对第三代诗人艺术手法上的继承，更来自于当下诗人生民存在状态和影响和促迫，正是现实生活的变化使得诗人们自觉采取了“叙事”策略，并在诗歌书写时间中不断强化着“叙事”的作用和功能。这种“叙事”策略有效地拓展了语言的表述功能，情感力、想象力、思想力融合与吸纳，使得诗歌作品通过具象对意象、隐喻和象征功能的融合，能够更好地达到揭示现实生活的纷繁丰富和复杂的内心经验世界的目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产生了数量和质量可观的建立在诗歌“叙事”手法和策略之上的诗歌佳作，从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下的整体诗歌书写状况，也为诗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优秀文本和思考的契机。诗歌艺术本身和现实生活的规定性共同决定了这种“叙事”策略仍将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诗歌创作中得以提高和发展，随着它的逐渐成熟，随着对“叙事”写作手法普遍应用所生发出的弊端之反思和扬弃，当代诗歌或许在可以预期的时间里产生出优秀的甚至是经典的诗歌文本。当然，这一期望的前提是，对于当下诗人和诗评家来说，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和诗学研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亟待引起重视并需要迅速予以加强。
杜甫诗歌创作特点
朱黎妮。
现代中学创作诗歌是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较之五年前中国的语文教育很少重视学生诗歌创作能力,在高考中文体的选用方面往往是极其排斥诗歌的.
用韵。
的隔句压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用韵规律在《诗经》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中国传统诗歌强调对韵律的追求，如《采薇》的最后一段：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带有楚方言的“兮”是对《诗经》的“兮”的用法的发展。以及后世的李白的诗歌对韵的自然把握。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古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空际流。
楼，州，流为韵。
性的结合，学生的`感性成分也许会偏重些。但是把握好这种纯真的感性而不是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韵的方面要求松散，这也是很多诗令人费解的原因。
文体。
诗的分类有很多种，其中学生诗作中常有议论诗和叙事诗、抒情诗三种，也会有三种诗体的综合。
运用。
心灵片断。
诗注重对情感的表露，从表象揭示内层的涵义，从而上升为人类普泛化的感情：爱，恨，追忆，死亡，生之意志。多数诗人的创作离不开人类共同的母题。
些为人子女的可以在忙碌的时间里,和疲惫的心中,找一个空间装下父母.因为他们倾尽一生,付出了他们所有的爱!在学生们的练笔中会时常出现“母爱”,“父爱”
的主题。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人在生命的印记上留下了一首诗。
她运用通感的手法将内心的真挚情感自然流溢。张阿凡的《冬》中对生命意志的肯定和追求从而可以看出他乐观向上的心灵。“你们怒吼吧怒吼自由被禁锢。。
你们挣扎吧挣扎着逃出这牢笼挣扎着改变这命运”
从心来探索灵魂的声音。这是当代中学生写诗可喜之处。
作者邮箱：depo1983@。
杜甫诗歌创作特点
z先生者，乃鄙人老朋友也。
z先生有篇随感，宣称：诗歌的创作在于灵感。（简称《灵感》，载某报之副刊），因有些话没说到鄙人心坎上，特商榷之并声讨之。
如果z先生的《灵感》一文，是一大堆时令西瓜的热卖，那么鄙人的商讨声就像是一小撮被冰雹打过的杏子在市场上的吆喝，虽然看相不好，但愿利于病，作用大。
z先生在那堆西瓜前大声叫卖：西瓜又沙又甜又新鲜，快来买咧！
让鄙人来挑他的西瓜——《灵感》。
“西瓜”里的意思是，诗歌是依赖灵感“偶然”创作出来的，没有灵感诗人就创作不出诗歌来。对于什么是灵感，z先生的高论说：“是大量生活素材和感受在诗人胸中长期积蓄，偶然在某一机缘的触动下，以突然性形态表现出来的一种豁然贯通，文思潮涌的感情火花。”并声称这是“艺术创作必要的心理条件”。接着，z先生指出，诗人的诗歌创作需要“刺激”，“刺激”什么？“刺激”“灵感”也，为“诗歌的生命”炮制理由，也为不需要刺激的诗人写诗制造麻烦。还有哇，z先生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大量生活素材长期积蓄后，不“偶然”的话，也就没有“贯通”和“火花”了，诗人们就吟不出诗句来了，积蓄也就白积蓄了，也不管你积蓄的时间有多长。照他这么说，作家们应该别称为“刺激家”了，想来古今中外那些大文豪们，受的“刺激”不少。
鄙人吆喝鄙人的杏子：便宜啦，便宜啦！零售和批发均可啦。
循着z先生的叫卖声，看到他的“西瓜”虽然在大夏天的时令很好，但市场并不好，人们已经改吃哈蜜瓜而不喜欢吃西瓜了，故他面临着卖西瓜籽的最后疯狂了。
z先生在玩概念游戏，把诗歌创作谈到了一个神秘的不确定的境地，故弄玄虚又形成了自我悖论，唯灵感论。对于诗歌创作，这是老老问题，用不着鄙人多嘴啦，无论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古代今人这方面的专著汗牛充栋，亦无有“灵感”依赖一说。这时，鄙人要声讨的是，在艺术创作（当然也包括诗歌创作）中，不要埋怨自己写不出诗来就是没有灵感，也不要去渴望得到什么缪斯，即不要神化，假如你写不出诗来，不要把责任推到“灵感”上去，而是想法设法练就一身扎实的基本功：你有没有浩如烟海的目光接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你具不具备丰富多彩的思想底蕴？你拥不拥有前卫敏锐的形象思维……如果这些创作的“梅花桩”功夫扎实了，何来创作诗歌时有“挤牙膏”之境地？也不会遭遇江郎才尽之尴尬，更不会分出什么“主动创作”和“被动创作”……鄙人认为，文学创作就像在肚子上安一个拉链，闲暇的时候，你只需拉开拉链，从肚子里往外掏东西，只不过是有的人掏出的是一颗感人的心，有的人掏出的可能是屎巴巴而已，就这么简单，也很轻松，不开心也不烦恼，不神秘，非偶然性，只看愿意与否。
鄙人的杏子又酸又甜又涩啦，喜欢的快来买咧！
z先生，你改悔罢！——愿你闻过则喜，欢迎你来批发杏子，谢谢！
诗歌创作需反思
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流行于中国众多民族与东亚诸国中的`传统文化节日，时在农历八月十五;因其恰值三秋之半，故名，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他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月，饮酒赋诗，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中秋赏月赋诗成为人们庆祝中秋的重要环节。
中秋团圆。
中秋皎月似玉盘。
高耸夜空星稀返。
佳节共赏闲游乐。
千家万户俱团圆。
中秋。
一轮明月挂空中。
四周烟花气势宏。
中秋佳节共赏景。
欢热场面令人崇。
中秋十五月儿明。
天高云淡月明朗。
万家坐饮将月赏。
天上人间共歌舞。
但原幸福万年长。
中秋夜。
银辉斗蝉娟。
望月几回圆。
中秋。
八月十五月儿明。
赏花赏月赏秋景。
家家户户嬉戏乐。
家人尽还喜不禁。
一轮明月上寒空。
欲知千里不有风。
人间万家皆欢聚。
唯独嫦娥淒守宫。
口含遥佳品。
合家喜笑音。
十五佳节赛除夕。
月明星稀满天奇。
自传寒宫出仙子。
原是后羿之贤妻。
中秋月圆树影翩。
赏景品饼人尽欢。
仰首望夜难相聚。
心绪辗转不入眠。
中秋夜。
中秋十五月儿明。
万里长空无星影。
仙子玉颜青春逝。
怀抱玉兔桂树悯。
一轮明月立树梢。
银光倾泻大地缭。
人间尽欢齐赏月。
唯有仙子泪煎熬。
十五良辰赏蝉娟。
仰望碧空论月圆。
月影婆娑嫦娥泣。
怀抱玉兔盼人还。
团圆之时。
中秋玉盘挂碧空。
却见嫦娥伫寒宫。
待到神舟冲月日。
人仙共喜瞻玉容。
清辉皎皎洒大地。
星光点点月下依。
此情此景人相念。
俱看圆月吾心喜。
诗歌创作：七夕
走过的那段，虽短。
却走了好多个春天的路程。
美丽的绽放，是一种能耗吗。
为何开得最浓艳的花。
总是萎谢的最快。
一如最美好的时光和感情。
甜蜜的相聚，也是吗。
因为没有朝朝暮暮的尽欢。
才会有地久天长细水长流。
一如今夕，金风玉露。
延续了千年轮回的.相逢。
钻到葡萄架下。
去听鹊桥上的相思窃语。
已久远得模糊不清。
今夜，忽明忽暗的。
是月下不开花竹子的隐忍寂影。
一如我愈逃愈浓的思念。
和犹疑惶惑却又难改的心情。
竹园静静，思念无声。
一只斑斓的蝴蝶轻轻地飞过来。
又轻轻地飞去。
温柔迷离的一幕。
犹如无法触摸的幻象。
更像极了我此刻思念着的梦影。
时远时近，一如你的歌声。
会淡、会浓、会润饰。
像天上的月，在白色的寂寞里闪烁。
闪烁着一种变幻莫测的生动。
朦胧中，我仿佛看到。
你沿着思念的心桥。
急急切切地向我走近。
在春天所需要的洁白距离。
却又淡淡地微笑着停下脚步。
和多年前一样。
小心翼翼地给了我一首。
滴着水墨清愁的小诗。
把怒放的红玫瑰和思念的忧伤。
藏在了身后。
谈王维的诗歌创作
中国素来讲求知人论世，运用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总结为两点：知人，即我们要知道作者的个人经历，个人素养，以便将作品与作者更好的结合；论世，即我们要了解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现实生活对其创作的影响。
自身原因：将诗歌与绘画、音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其本身就对诗歌、绘画并对音乐有很深造诣。诗人兼画家的身份，所以在诗歌创作中使用画家绘画技巧，使自己的诗歌创作风格在色彩上显示出独特性；王维的母亲崔氏，师从北宗神秀大弟子普寂禅师三十多年，受母亲影响，其兄弟、妻子皆信佛，王维则是一位前程的佛教徒，也以玄谈为乐，呈现出素雅幽淡的特征。
社会原因：盛唐盛世造就了王维，造就了“荣光外映而秀色内含”的王维体。盛唐是王维的时代，盛唐诗歌的主流趣味是以王维为领袖的都城诗的趣味。王维的一生，自其少年时代便声名卓著，而到花甲之年则更加为世人所重，长安地域的贵族文化影响了他的一生。后期半归半隐，作品也呈现出恬淡静远的特征，也与其所处的社会处境密不可分。
王维在诗歌和文化艺术等多方面都具有很深的造诣，也被誉为盛唐时代“最具代表意义的人物”。王维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时代风貌，其精湛的文学笔调和艺术就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音乐美。
王维诗歌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对《九歌》进行了很好的继承。虽然他创作的骚体只有9首，但有《鱼山神女祠歌》、《赠徐中书望终南山歌》等好诗。对“兮”字的继承，使得诗歌舒缓、悠长，具有音乐美。
大量使用叠字，增加语言的音乐性。王维的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叠字，约有60余首。王维从《诗经》、《古诗十九首》中吸收营养，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对叠字的运用能够如此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绘画美。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对王维诗歌的一大赞誉，诗画的完美混融与其自身素质是分不开的.。他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所以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绘画原则全面而恰当地融入到诗歌创作中。王维诗歌中色彩词有25个，在诗歌创作中出现过335次。
王维的诗也善于运用各种线条进行山川景物，运用多变的曲线描绘复杂的物体，这是绘画的常识，王维灵活的运用到了诗里面。“雾中远树刀洲出，天际澄江巴字回”也是运用曲线来写景状物。
禅意。
成长在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中，禅宗思想潜移默化的对其产生影响，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说：“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再加上盛唐寺院众多，佛教文化繁荣，使得其作品也有很多与禅有关的所在，尤其是后期对现实不满，决定隐遁后，禅意作品更多。隐居期间，他长持斋戒，日日禅诵，过着居士的生活。正如《山中寄驻弟妹》一诗所说：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
“兮”字，叠词的使用，使得王维的诗歌具有独特的音乐美，词秀而调雅。
色彩词在诗歌中起着对自然景物的描绘的作用，当与具体的物象相结合的时候，能够呈现出空间感和立体感。王维诗歌中使用的颜色词有25个，分别出现在不同的诗歌中335次，我们可以看出，王维对色彩的选择表现出集中性、以白青为主、素雅色调为主色调的特点较为明显。线条词，用长短、曲直、粗细等勾勒物体的轮廓；利用空间词对描写的画面进行构图。《送邢桂州》中，“月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积雨辋川庄作》中用色彩、光线的强烈对比准确地表现了夏日积雨，田间景色的特征。
王维诗作中的山水意象禅意悠远、恬淡、宁静，但并不枯燥、浮躁，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常采用因物寄托的手法来表现某种时空条件下的主观感受，他还以耐人寻味的独特抒情方式，使作品的含意更委婉，诗情更醇厚。
王维诗歌中也存在大量水意象，因为王维向往幽静的生活，所以，他的诗歌作品也表现出淡泊纯净的境界。他将以动趁静、静中有动很好的结合起来。
王维的诗歌创作和他的佛教信仰密不可分，诗歌创作中常流露出一种禅趣。此外，也受时代的影响。不得不在对现实社会的屈从下寻求解脱而禅宗正是主张“静心”“觉悟”王维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幽怨、宁静的笔调。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精髓的表现形式之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文学也很好的体现了一代的社会风貌。文学创作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时代风貌，也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研究客体。
其作品将文学、绘画、禅意、音乐、世间百态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为后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蓝本。让我们在浮躁的社会中重新认识自然、体验生命、回归本真，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诗歌创作心得体会
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之一，它与生俱来的美感和灵魂深处的表达让它成为了许多文学爱好者们追逐的目标。但是，尽管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灵感和创作技巧，但是要创作出一首好诗仍然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然而，对于我这个刚刚开始步入诗歌创作领域的人来说，我有着自己的一些心得和经验，今天我就想要分享给大家。
第二段：找到创作灵感。
对于刚刚开始诗歌创作的人来说，找到灵感是一个关键的步骤。我发现，许多好的诗歌都来自于生活中的点滴，例如窗外的景色、天气的变化、自己的情感体验、人生的经历等等。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写出一首好诗，就需要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和观察力，多关注自己身边的人事物，多去感受一下身边的一切，这样才能够把这些感悟融入到创作中。
第三段：注意诗歌的形式和韵律。
在诗歌创作中，形式和韵律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们不仅能够使诗歌更加美观，也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含义。所以，我们在创作诗歌时应该注意诗歌的形式，例如诗的结构、韵脚、节奏和押韵等等。当然，在创作时也不能让这些东西束缚我们的创作，应该只是在合适的时候去用他们增强诗歌的美感。
第四段：发挥个人想象力和创造力。
创作诗歌需要想象力，但是人的想象力是很难准确塑造的，每个人的想象力也会因为个人体验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认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想象力是一个非常需要运用到的部分，我们需要让想象力带领我们旅行，去创造未出现过的世界、未曾有过的情境、未知的感悟和情感，这些也许会让我们的作品更受读者欢迎。
第五段：总结。
诗歌创作是一个相当有意义并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诗歌创作方法，但是让自己的创作充满灵感，在形式和韵律上注重细节，并且借助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等，这些都是每个创作者必须关注的要点。当我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得到一些反馈性的回馈时，也可以更好的优化自己的诗歌创作，让自己的诗更加优秀和完美，更多的为读者和文学世界创造精彩的文学瑰宝。
诗歌创作需反思
我一向不大发表意见，近来“抄袭”事件频起。一些朋友不时问我，你怎么不发表下意见呢？终于，终于，在今日我忍不住说两句，无关“抄袭”的本身，而是关于诗歌的创作。
我个人一直认为，诗歌有两个向度，情感和艺术。追寻情感容易创造诗人，追寻艺术更能出现大师，而两者的完美结合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伟大诗人*。当下诗歌的创作依旧是以（爱、亲、友……）情为主，本身诗歌是用来表达情感的，这无可厚非，然则，情有分类，当我们周遭泛滥着（爱、亲、友）情时，我们需要进行反思，这也就是当代难有伟大诗人的缘故。
一个人过于迷恋个人的情感，他就显得有些狭义。而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亦是如此。威廉·福克纳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唯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情感，真精神。”这句话再一次诠释了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试问，只写写“情”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所为的吗？不论什么时代都不可缺少文学作品。李白虽然放荡不羁但却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正气和“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哲理与壮志。
而当下诗歌，到处是“情”诗，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初学者，最初从情写起。（这点我是赞同的，多少有些实在。）二：某一些人受席、汪等人的影响。
三：诗歌步入网络时代，所谓的诗人写写分行即便过把“诗人”瘾。
四：主流诗歌刊物和文学期刊，依旧是以“情”为主。包括一些诗歌奖项亦是如此。
五：诗歌创作者眼界有限，视野不够宽阔，极其局限。
六：一些大龄作者，数十年的习惯已无法改变。
七：诗歌无用，此类诗歌，能更好的吸引眼球。
分人的情感而沾沾自喜，不思进取，不假思索的朝此发展。
不得不说，当我们一边埋怨诗歌不景气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景气了吗？真正有价值的文本，他的价值是不会被喧嚣和灰尘遮盖的，会永远存在在那里。而那些徒有的价值，它终究会露出本相，呈现出真实样貌。所以：诗歌的不景气首先是因为诗人创作的不景气，你敷衍了诗歌，但读者不会敷衍你的。这是公平的，而且永远都是这样。
理由如下，乡土诗俨然是当下最受欢迎的诗歌，而乡土就那回事。你有乡，他亦有土，写来写去的话题，很难出新意。好比一件破衣服，洗来洗去，终究不成样子。而爱情诗这个更不用说为何易被抄袭模仿。最后要说的是口语诗，十余亿国人，在我敲下这个字的时候，肯定会有几个人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不一定是诗人，但他们都具备诗人的潜力和实体。
以前我们不愿去反思，那么现在，在抄袭频繁出现，更进一步伤害了诗歌和真正的诗人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反思。中国诗歌，真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这问题已不是出现在个体身上了。
末了，我也问一句：诗歌创作者，你的创作意义呢？
注释：*此句言语出现在《星星.理论》第三期我的一文上。
诗歌创作需反思
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
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诗歌创作需反思
（一）画趣：诗画美的独特趣味。
王维擅长用诗境绘画，以画意写诗，将山水诗与山水画进行相互巧妙地渗透，再现山水神韵，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河岳英灵集》卷上）。可以说，王维的山水诗，成为盛唐诗坛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坛一个独立的个性存在，达到了诗歌艺术上的高峰，具有持久的艺术影响力，唐大历十大才子、宋欧阳修、江湖派等人的诗歌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王维的.影响，形成自然诗风。
（二）画境：宁静美的空明境界。
（三）画诣：寂寞美的无我追求。
在王维的诗里，其中有一个禅典是“无生”，如“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秋夜独坐》）等，“无生”之说，在佛典里也是“寂灭”，王维对于这种“无生无我”境界的追求，体现在他不仅自甘寂寞，更能享受寂寞，所欣赏的正是人在寂寞时才能细察到的自然生机之美。
王维以诗人的灵感、画家的手法、禅道的感悟、仕隐的经历进行诗歌创作，色彩词的运用呈现出用色集中、设色冲淡的特征，以此来描述色彩的冷暖、浓淡、明暗，并且表现出诗中画意这种独特的美感，不愧“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之誉，同时这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